翻译原则指导翻译实践，古代佛经翻译家之谦和道安主张直译，鸠摩罗什主张意译，清末严复提出信、达、雅的翻译标准，当代学者张培基提倡翻译的“忠实，通顺”，等等。这些翻译家们对我国翻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，尤为是严复提出的“信、达、雅”的翻译标准，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。
“信”和“达”，用做评价翻译的原则和标准，在我国翻译界一直没有异议，对于“雅”，译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 他们认为:不能脱离原文，片面求雅，如若原文不雅，而译文十分的雅，这不是违背了信的原则吗?况且严复主张的是古雅，即用古文进行翻译。在古文写作盛行时期，翻译文章翻译的古雅是符合时代要求的，但是在胡适提倡白话文后，如今译文再去追求古雅就不符合时代要求了，所以针对严复的“雅”我们应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。
中国的翻译史源远流长，同时国外的翻译发展也是硕果累累。如古希腊政治家，演说家西赛罗的“解释员”式的翻译和“演说家”式的翻译。1790年，英国的A.Tyler写出了头一本论翻译的专著。她认为一个好的译本应该把原著的优点全部保留，外国人读译本就好比国人读原著一样，理解得清清楚楚，有同样强烈的感受。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提出“功能对等”和“动态对等”。标准的不同，对同样的译文就会又不同的评判。
在众多的翻译原则中，每一个原则标准都是我们在翻译的实践中应该注意的。我们不能固守于某一个或某一些特定的标准来进行翻译工作，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。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，视翻译为艺术，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，视翻译为科学。但是，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，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，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，否则就会怨偶无数。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，虽然瓶子——语言文字类型——换了，但是酒——内容风格效果——却不能变。
总之，翻译的时候，译者必须关注原文及译文遣词造句的语域，使译文不仅在语义上合意，而且在语用上合宜。在笔译和口译培训中，除了要求学员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、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之外，还必须加强对原文的语体语域的把握。